壮族医药

伟大的医学家和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指出：有了人类，就有医疗活动。考古资料业已证实，壮族先民自远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岭南特别是广西地区。1956年在来宾县麒麟山盖头洞发现的“麒麟山人”化石，1985年在柳江县通天岩发现的“柳江人”化石，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5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。以“柳江人”的体质特征来说，其面部低矮，塌鼻梁，颧骨较高，下巴较突，两眼深凹，是形成中的南方蒙古人种的特征。与今天壮族人的体质特征相似。近年来在桂林市郊甑皮岩洞穴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体骨骼，经鉴定，距今约一万年左右。其体质形态继承了“柳江人”的特征，同属于南方蒙古人种。可见这些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的各个阶段是相互衔接的，显示了它们之间的连续性和继承性。迄今为止，也没有发现证明这些原始人类灭绝或全部搬走的迹象。这就表明今天的壮族是由“柳江人”一个时期的人类，一代一代孳繁下来而逐渐形成的。

　　壮族作为祖国南疆一个人口众多的土著民族，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，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。与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相应的是，壮医药的逐步形成和发展。从柳州、桂林、南宁等处发掘的旧石器时代和薪石器时代的遗物中，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器。刮削器、尖状器、石片、骨器、骨针以及陶器等，并有捕获生物及用火的遗迹。这些原始工具中，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砭石、陶针、骨针。原始时代穴居野处，由能取火进而制作陶器，渔猎熟食，有利于人体各器官特别是大脑的发育，并减少了胃肠病的发生。在生产活动中，由采集食物进而识别百药，并制造了简单的医疗工具。随着壮族地区社会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发展，壮医药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有所发展。

　　一、先秦时期的壮医药

　　《黄帝内经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谓：“南方者，天地所长养，阳之盛处也，雾露之所聚也。其民嗜酸而食fu，故其皆致理而赤色，其病挛痹，其治宜微针。故九针者，亦从南方来”。这是汉族中医经典著作关于针刺疗法来源的直接记载。诚然，这里的“南方”不一定特指壮族地区，但应当包括壮族地区。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说明，其针型与《内经》中的九针之首（chan）最为相似，二者又与砭石最为相近。“九针”已是金属医疗工具，按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，于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，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文化，陶针当是陶器时代的产物。可知在汉族中医“九针”形成齐备之前，由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、人民体质和地方病、多发病的防治需要，壮族先民已经知道在砭石的基础上，敲击陶片，使之比砭石更锋利，有目的地进行针刺治疗。陶针在壮族地区的使用，至少在战国之前就相当流行。

　　1985年10月，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（壮族聚居地区）西周末年古墓中，出土了两枚青铜浅刺针（其中一枚出土时已残断）。针体通长2．7厘米，针柄长2．2厘米，宽0．6厘米，厚0．1厘米，呈扁的长方形。针身短小，长仅0．5厘米，直径仅0．1厘米，锋锐利。经考证认为是二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。其锋微细，与古人对“微针”描述是一致的。广西“微针”是迄今为止在我国范围内唯一见诸报道的、年代最早的“微针”。它为研究壮医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。事实说明：壮族先民是最早创用针刺疗法的民族之一。

　　对壮族聚居的左、右江地区的古代大型岩壁画－花山岩壁画的考察表明：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已经广泛应用气功导引、引舞疗疾的防治方法。在宁明县的一处面积约6干平方米的岩壁画上，绘制了1370多个人像。这些人像正面的多为两手上举，肘部弯曲成90°～110°。半蹲状，两膝关节亦弯成90°～110°。侧身的人像多排列成行，两腿向后弯曲，两手向上伸张。可以说，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图，都是一种典型的舞蹈动作或功夫动作形象，且似有首领示教。人们对于这些舞蹈动作间接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，当然可以作出种种猜测和分析，但决不能忽视它的直接效果——却病强身，特别是对腰、膝、肩、肘关节肌闪的锻炼，是显然而且肯定的，岩画所用的赭红色颜料经鉴定主要为氧化铁。专家们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证据，证明花山岩壁画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的作品。此外，在壮族地区出土的铜鼓饰纹上，也有大量的舞蹈气功的图案。

　　先秦时期壮医除了针刺疗疾、舞蹈导引、按矫治病方法外，对药物也已有所认识，并积累了一些临床知识。如知道用蒿苏（即紫苏）煮螺蚌以解毒去腥；佩带某些草木母根以防病治病；某些草药内服可以减轻疲劳；某些植物有大毒不可内服，等等。但总的来说，这时的壮医药还处于萌芽和草创阶段。

　　二、壮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

　　壮医药于先秦时期开始草创萌芽，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，约略于唐宋之际，已大抵形成了草药内服、外洗、熏蒸、敷贴、佩药、骨刮、角疗、灸法、挑针、金针等10多种内涵的壮医多层次结构，并逐步具有理论的雏型。

　　（一）对岭南及壮族地区常见和多发的瘴、毒、蛊、痧等病症，逐步有所认识。

　　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载：“出征交趾，土多瘴气”。“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”。可见岭南瘴气为害之烈。宋·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不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瘴疾的壮医治疗方法，而且指出了瘴的病因病机：“盖天气郁蒸，阳多宣泄，冬不闭藏，草木水泉皆禀恶气，人生其间，日受其毒，元气不固，发为瘴疾”，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称：两江（按：指左、右江）水土尤恶，一岁无时无瘴：春曰青草瘴；夏曰黄梅瘴；六七月曰新禾瘴；八九月曰黄茅瘴。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”。两江流域是壮族聚居的地方。这些记载虽然不是直接出自壮医之手，但作者是在广西为官多年，对当地风土人情有所了解的人物，因而其内容是具有参考价值的。所称“土人”，当是指民间壮医。可知这时的壮医，已经知道按发病季节对瘴疾进行分类，并从实践中得知，发作于8、9月的黄茅瘴，病情最重。这和壮族地区民谚：“青草黄茅瘴，不死成和尚”的说法也是一致的。对于蛊毒、痧症、瘿瘤等病症，民间壮医分类也甚详。一些方志杂说有壮妇蓄蛊放蛊说，这当然是诬蔑之词，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，也反证了壮族民间对蛊毒的病因和解毒治疗方法，有较多的认识。

　　（二）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

　　北宋庆历年间，在壮族聚居的广西宜州，曾经发生了一次壮族农民起义。统治者以诱捕的方法，捕获了区希范、蒙干等义军首领56人，全部杀害，并命宜州推官吴简及一些医人，对尸体进行解剖，绘下《区希范五脏图》。这是有记载的我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。在解剖的过程中，还从医学角度进行了一些观察：如“蒙干多病嗽，则肺胆俱黑；区全少得目疾，肝有白点”等。这次解剖事件，虽然是以镇压农民起义为背景，说明北宋王朝的极端残忍，但在我国医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。它发生在壮族地区，除了说明统治阶级有意在少数民族地区肆施淫威、随意杀戳之外，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壮族民间对于尸体解剖或多或少是能接受的。如果象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对尸体解剖的绝对禁止那样，统治阶级即使捕获义军首领，也不会便在当地逐一解剖。联系到壮族民间有拾骨迁葬（二次葬）的习俗，如《宁明县志》记载：该县壮族“于殡葬三五载后，挖开坟墓，仔细拾出枯骨，俗称‘拾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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